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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在野外认出三只花头熊,昆山Duke高校等开掘

来源:http://www.abirdfarm.com 作者:betway必威官网手机版 时间:2019-09-22 02:49

足迹也可以用来鉴别熊猫个体以及它们的性别!这是我们(昆山杜克大学)最近和杜克大学、美国SAS公司JMP软件,以及中国大熊猫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中的发现。论文发表在了《生物保护》(Biological Conservation)杂志上。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的研究和它背后的故事。通过熊猫的在地上的爪印,如何可以做到个体和性别识别呢?这个研究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

昆山杜克大学等发现足迹可鉴别熊猫个体及性别

牛马占领熊猫栖息地,成为野生大熊猫新的威胁。这是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正在发生的事情。

科学家发现放牧导致熊猫栖息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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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足迹类似于人的指纹,不仅可以用于分辨动物的物种,也隐含着个体特异的信息。通过对足迹照片的分析, 可以确定动物个体的身份。

本报讯足迹类似于人的指纹,也隐含着个体特异的信息。日前,昆山杜克大学、美国杜克大学、美国SAS公司与中国大熊猫研究中心合作,找到利用熊猫足迹鉴别其个体及性别的方法。相关成果发布于《生物保护》。

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于1965年,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四个以保护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为主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从1998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一系列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等环境保护政策,减少大熊猫栖息地中森林的消失,更好的保护濒危的野生大熊猫。然而,行之有效、可持续的保护政策与措施的缺失,让保护区周边居民的生计发展,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成为野生大熊猫面临的新威胁。这其中,在保护区内放牧,就是一个普遍存在,影响巨大,却长期缺乏关注问题。

为保护濒危的野生大熊猫,我国建立了67个自然保护区。从1998年开始,颁布的一系列环境保护政策,例如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等大大减少了大熊猫栖息地中森林的消失。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个未被关注的人类干扰浮出水面——放牧。放牧已成为来自人类的对于濒危大熊猫的最普遍的威胁。一项由昆山杜克大学主导的新研究发现,放牧已经导致了研究地区超过三分之一的大熊猫栖息地出现退化。该成果发布于《生物保护期刊》。

↑大熊猫“七巧”与“七喜” 图片来源:IPanda熊猫频道

最早听说这个事情还是在美国杜克大学读博士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合作者Sky Abigail以及Zoe Jewell (JMP软件研究人员,杜克大学兼职教授,WildTrack共同创始人)来给了个讲座,内容就是介绍他们利用足迹来为不同物种做个体鉴别的工作。当时我便起了兴致,为什么不为熊猫也开发一个算法?

野外鉴别大熊猫是个难题,传统的个体识别方法和DNA识别法都存在局限性。找到准确率高、成本低、非入侵性调查方法一直是研究人员的梦想。通过对圈养已知熊猫的足迹进行收集分析,研究人员根据大熊猫野外地表介质复杂、地形复杂等特点,利用稳健的交互验证判别分析和聚类分析法,研发出针对大熊猫的个体识别算法及模型。通过利用已知圈养熊猫个体在圈养及野外条件下的足迹进行模型验证,个体识别准确率可以达到90%。

图片 2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因为过度放牧引起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制图:李彬彬

这项研究在四川省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由国家林业局和香港海洋公园资助。王朗自然保护区是中国最早的为保护大熊猫而建立的四个保护区之一,位于拥有中国最多野生大熊猫的岷山,毗邻九寨沟。低强度的放牧在保护区成立前就普遍存在。然而,在过去15年里,家畜数量激增。相较于2000年,增加了9倍。

当一群大熊猫出现的时候,你能分清谁是“白云”,谁是“七巧”,谁又是“七喜”?

图片 3摄影:李彬彬

该方法可以通过对个体和个体间的差异进行区分比较,从而确定个体及数量。但也需要收集3个以上的足迹来保证预测准确性。“大熊猫野外栖息地地形复杂,开展工作会很困难。因此我们特意设计一些方法来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并推荐一套野外使用的规范流程,提高野外足迹收集效率。”昆山杜克大学助理教授李彬彬说。

来自昆山杜克大学的李彬彬团队耗时3年,通过系统的野外调查实验,为家畜佩戴GPS卫星定位项圈,利用保护区长期监测数据,模型分析等手段,研究了王朗自然保护区内家畜分布,以及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变化,并将研究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的《生物保护》(Biological Conservation)期刊上。科学人专访了论文的第一作者,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彬彬博士。

“当地百姓把家畜散养在森林里,一个月给它们喂一两次盐,剩下的就靠它们自己去找吃的。林下的箭竹成为这些家畜重要的食物来源,在春、冬季尤为明显。林子里的家畜数量迅速增长,对竹子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过度放牧严重威胁到了竹子的更新。这对于几乎完全依赖竹子为食的熊猫来说,是直接的冲击,”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研究第一作者李彬彬告诉记者。

5月17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发布消息,大熊猫个体识别相关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大熊猫是我国特有濒危动物,被国际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易危物种。但是在野外如何鉴别大熊猫个体,却一直没有理想的方法。不像虎、豹、雪豹等带有条纹或是斑点的动物,很难通过熊猫的毛色特征来判别熊猫个体。长期做行为研究的研究人员和饲养员可以通过外表识别个体。

《中国科学报》 (2017-12-26 第4版 综合)

图片 4图片 5李彬彬,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杜克大学保护生物学博士,密歇根大学硕士,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专家,迪斯尼纪录片《诞生在中国》科学顾问,西南山地签约摄影师。

研究人员耗时3年,通过系统的野外调查实验、为家畜佩戴GPS卫星定位项圈、利用保护区长期监测数据,分析并建立模型,来研究自然保护区内家畜分布,以及熊猫栖息地变化。

其中,论文“Giant Panda Face Recognition using Small Database”(中文名“基于小数据集的大熊猫个体识别”)被ICIP2019(2019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mage Processing)会议录用。

我第一个研究项目,是确定温度对于圈养熊猫的行为影响。八只奥运熊猫从卧龙大熊猫研究中心的熊猫送到了北京,这些活泼的亚成体滚滚就是我的观察对象。行为记录是要识别个体的,卧龙的饲养员为了训练我,便先从照片看起,然后远观,最后把我放到圈里,让我一边跑着躲着不让熊猫抱住,一边回头去认熊猫。久而久之,确实发现,熊猫的脸和人一样,是各不相同的。然而在野外却很难看到熊猫的真身。现在的野外调查会架设大量红外触发相机来捕捉路过动物的身影,但是2D成像,角度没法控制,很难捕捉到这些特征。

“环境在变,社会在变,威胁在变,我们需要迅速但是准确的评估这些新的威胁。目的是为了解决。”李彬彬说。

“通过研究长期的监测数据,我们发现,大熊猫明显减少利用家畜密集的区域,尤其是低谷区域;它们被赶到更高更陡的地方。”杜克大学教授StuartPimm表示。

同时,运用此数据库建立的大熊猫“认脸”APP也将推出,大熊猫“脸盲患者”再也不用担心分辨不出大熊猫了。

根据2015年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公布的结果,我们有1864只大熊猫生活在野外。除了整体的种群数量,不同的研究人员也需要知道自己的研究地区有多少熊猫,他们又该如何得知呢?

牛马占领了野生大熊猫的保护区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之前,王朗地区是当地牧场的一部分,那时就有小规模的放牧活动。在保护区建立之后,有少量牧民回去,继续之前的放牧活动。保护区有效管理的缺失,导致放牧活动持续增加,仅在过去15年里,在保护区内放牧的家畜数量就从不到200头,激增至1000多头。 这还只是牧民们自己上报的统计数据。王朗地区的原住民是白马藏族,属于藏族的一支。白马牧民的放牧习惯粗放随性,保护区里到底有多少自家的牲畜,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

“当地百姓把家畜散养在森林里,一个月给它们喂一两次盐,剩下的就靠它们自己去找吃的。林下的箭竹成为这些家畜重要的食物来源,在春、冬季尤为明显。林子里的家畜数量迅速增长,对竹子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更严重的是,过度放牧严重威胁到了竹子的更新。这对于几乎完全依赖竹子为食的熊猫来说,是直接的冲击。”李彬彬介绍。

图片 6图片 7熊猫栖息地里被牛马啃食后枯死的竹子。摄影:李彬彬

牛马破坏的不只是竹林里熊猫的口粮,还“踏碎”了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不断增加的牲畜数量和活动范围,加剧了大熊猫栖息地的质量退化和碎片化,也阻碍了栖息地之间的连通性。

图片 8熊猫喜欢爬树、抱树,在树上休息。熊猫幼崽倾向于长时间待在树上,躲避天敌。摄影:李彬彬

“通过研究长期的监测数据,我们发现,在家畜密集的区域,尤其是低谷区域,野生大熊猫的痕迹数量明显减少;它们被赶到更高更陡的地方。” Stuart Pimm教授说。他是这项研究的合作者,杜克大学Doris Duke保护生物学教授。“最近这些年,越来越难在这些地方看到熊猫了。”

因为放牧,王朗保护区里至少有1/3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出现退化,甚至消失。 

图片 9图片 10王朗保护区内放牧活动增加前后熊猫栖息地的变化情况。红色区域是因为大量放牧活动受到影响的栖息地;蓝色区域是新增的栖息地;黄色区域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栖息地。图中的小绿点是牛(左图)和马(右图)的GPS活动记录。图片来源:参考文献

“熊猫分布的上限是有限制的,比如说现在王朗是3200米左右,这是当地箭竹分布的最高海拔。所以,如果高出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并没有熊猫可以依赖的栖息地。那当熊猫被赶到更高、更陡的区域,首先就导致它可利用的栖息地面积减少。另外,低谷地区被占了之后,相当于进一步隔离了保护区里熊猫的栖息地。比如这边山的熊猫想到另外一面山,要跨越低谷地区的时候就会有障碍。”李彬彬说,“如果再不去关注和管理放牧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失去大量适宜野生大熊猫的栖息地,加剧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的现状。我们过去几十年里为保护野生大熊猫付出的心血也会付之东流。”

图片 11图片 12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适宜熊猫的栖息地,云杉冷杉下健康的竹林。摄影:李彬彬

此项课题是国际上为数不多突破现有物种分布模型、将物种间关系作为模型的一部分进行动态栖息地预测与评估的研究,明显提高了以前只靠环境因素来模拟熊猫栖息地分布的准确性。对比家畜数量很低的时候发现,王朗至少有1/3大熊猫栖息地退化甚至消失。“环境在变,社会在变,威胁在变,我们需要迅速但是准确的评估这些新的威胁”,李彬彬说。

我国就野外大熊猫保护工作,先后四次组织专业的大熊猫科学调查,获得了大量珍贵的大熊猫野外种群资料,基本摸清了我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但是,对于野外大熊猫的种群结构的研究依然难以厘清。

研究大熊猫数量和个体鉴别,主要靠两种方法。

有责无权的保护区

“其实之前也有人关注过这个问题,也做过研究。但是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于保护区并没有得到当地政府政府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包括政策上支持、执法上的支持,还有社区替代生计的支持。只靠保护区一个个体是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李彬彬说。

除了量化放牧对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的影响,研究者还入户访谈,调查了周边社区的205户居民,了解放牧增加的原因和潜在解决措施。

结果显示,导致家畜数量迅速增长的原因,一是天然林禁伐以及退耕还林等政策导致的居民收入减少;二是当地政府的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来补贴生计;三是2008年地震之后当地旅游业的衰落;四是对放牧不明确的管理信号。同时,发展水电建坝导致的移民,乃至远方市场增长的肉类需求也都加剧了这个问题。

图片 13十年间,王朗自然保护区林地里箭竹资源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因为放牧,留给熊猫的箭竹已经很少了。摄影:李彬彬

说到底,还是当地居民的生计问题。熊猫需要的,是尽可能没有人类干扰的保护区。虽然在保护区建立之前,人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但是,在人类干扰增加前,这里的熊猫栖息地和种群状况都比较理想。问题就出在了“过度”这两个字上。

当地政府与保护区似乎也都努力过。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两个政策就有一部分的补助。对于退耕还林的居民来说,这个补助至少在当时是比自己种田要实惠的收入——白马地区的海拔很高,种植的产量并不乐观。然而对于从事采伐行业的人来说,即便在当时,也不是令人“十分满意”的补偿。

在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之后一年,当地政府、保护区还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一起做过一个“社区发展”项目(ICDP),帮助当地居民发展替代生计。据说这个项目很好地帮助当地社区缓解了推行新政策带来的生计问题,包括发展了中国第一例生态旅游。然而,只持续了几年的时间。后来因为基建、地震、水库建设,影响了道路交通和整体环境,旅游业遭受打击,居民的“旅游收入”开始减少。游客可以去别的景区,当地的居民只能寻找其他的生计。

图片 14图片 15在王朗保护区放牧的牧民。他们每个月来喂一两次盐,剩下的时间,牲畜在保护区里与野生动物争食。摄影:李彬彬

“所以当时很多地方鼓励畜牧业,是希望在天然林禁伐和退耕还林之后,当地居民可以找到替代生计。但是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对森林和栖息地的影响。在林下进行放牧也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区域,在保护区里会有比较清楚的界定,不允许放牧。但是在其他一些国有林和集体林里,如果不涉及危害幼苗更新,就没有很清楚的界定和管理。”李彬彬说。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员李晟指出:“王朗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在中国众多自然保护区当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不仅仅是一个生态问题,更是涉及到保护区、社区、当地政府等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博弈。

保护区并没有执法的权力去赶走牛马;当地畜牧部门想通过发展畜牧业增加居民收入,也可以说是职责所在。对和熊猫“生活在同一片林子”里的人类来说,熊猫或许并不比他们的牛马更加重要。

图片 16秦岭里吃竹子的熊猫。摄影:李彬彬

“我们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一道禁牧令,这只会再次将利用自然资源的矛盾转到其他方向。我们应该做的是为当地社区找到可持续的替代生计。比如在我们的访谈中了解到, 当地农民更愿意愿在旅游业和森林管护方面获得稳定的工作。减少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中的家畜数量,找到对环境影响更小的饲养家畜的方式,并且力求达到大熊猫保护与当地发展的平衡才是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科学家可以量化放牧对王朗地区熊猫栖息地的影响,为政策决定提供支持;保护区可以联合执法部门、当地政府和社会企业解决栖息地里的牛马,还熊猫一片“清静”的家园。然而,王朗只是67个熊猫自然保护区中的一个;熊猫也只是保护区众多野生动物中的一员。那里还栖息着金丝猴、扭角羚、冷杉、云杉、红杉……放牧对它们的影响是什么?是否面临和熊猫相同的困境?这些都是我们该关注的问题。(编辑:吴欧)

而对于野生动物,个体识别有助于研究人员更好地研究动物的种群结构,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提供科学支撑。在大熊猫科研保护工作中,特别是圈养大熊猫,个体识别是对其进行日常饲养和动物谱系、档案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种,传统的个体识别方法称做咬节法怎么在野外认出三只花头熊,昆山Duke高校等开掘脚印可辨识花头熊个体及性别。——全国大熊猫第三次和第四次调查中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参考文献:

  1. Li B V, Pimm SL, Li S, Zhao L, Luo C. Free-ranging livestock threaten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giant pandas. Biol Conserv. 2017;216(Supplement C):18-25. doi: 10.1016/j.biocon.2017.09.019.

因此,大熊猫“认脸”工作提上日程。

熊猫99%的食物都是竹子,但是熊猫咀嚼不细、消化率低,粪便中残留大量长度和形状都保存较完好的竹茎,这些竹茎片段被称为咬节。通过测量咬节并计算平均长度,加上巢域大小的信息,可以鉴别个体并进行个体估算。但是这个方法存在准确率低的问题。当大熊猫到了繁殖季节,会聚集到一起,争斗抢媳妇。这个时候熊猫密度大,咬节的区分就很难。再比如,熊猫吃竹子的部位会改变,当主要食物是叶子的时候,这个方法也不好用。另外,如果距离临近的大熊猫在年龄大小上类似,咬节大小也不会差别很大。

但是大熊猫所拥有的黑白相间的皮毛及别具一格的“黑眼圈”,个体之间看起来十分相似,难以区别。

于是在近些年来,出现了第二种方法:DNA识别法。第四次大熊猫调查中也应用了这种新方法。

2017年,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开始了使用图像分析的大熊猫个体识别技术研究,目前已建成含有12万余张图像、上万个视频片段的数据库,并对近万张图片完成了标记、分割和注释。

新鲜的大熊猫粪便外会包裹一层由肠道分泌的黏膜,主要目的是保护大熊猫肠道。但这层粘膜里也包含了大熊猫的遗传信息。利用DNA微卫星法准确率高。但这个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需要非常新鲜的粪便才能有效提取DNA,并且花费大、需要专门的实验室和研究人员进行分析。

通过此数据库,实现了对圈养大熊猫脸部自动检测及大熊猫个体识别工作。运用此数据,大熊猫专家们还特别推出一款“认脸”APP,通过大熊猫脸部独有的特征数据,经过数据库分析、对比,实现对大熊猫的精确识别。该算法优于当前世界五种最先进神经网络深度学习方法(AlexNet, GoogLeNet,ResNet-50,VGG-16和VGG-Face)。

我们希望突破现有熊猫数量调查的局限性,提供一种准确率高、成本低、非入侵性的调查方法。尤其是重新重视之前被我们忽视的痕迹,利用统计方法上的突破解读这些脚印背后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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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18野外大熊猫栖息地。摄影:李彬彬

↑各种数据分析 图片来源: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图片 19足迹长期被用于追踪野生动物。这些留在地面上的痕迹,成为了重要的信息来源。哪个物种,是在疾跑还是在漫步,是孤独的单身汉还是妻妾儿女成群的大家庭,都在这些足迹(脚印)里。

熊猫基地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此数据库的建立,业内外呼声颇高,既有利于对大熊猫保护工作的推进,还方便了民众对于大熊猫的识别。如此一来,市民通过手机APP扫描大熊猫的脸部,即可获得大熊猫个体的相关信息。

记得第一次野外研究,惊讶于当地野外的向导可以从脚印里判断一个斑羚如何在不久前从山上慌乱跑下,绕过大树和岩石,一路夺命狂奔。在非洲,当地居民可以通过足迹辨认出熟悉的个体。这种对足迹的观察和思考,其实也是智力的一部分,叫做自然观察智力(Naturalist Intelligence),是和数学逻辑智力、语言智力、身体动觉智力等并列的一部分。

未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将联合研发团队继续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圈养和野外大熊猫影像资料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经济、快速、高效和长期开展野外大熊猫种群调查和健康监测探索新模式。

然而,很多地方,我们正在丧失这些智力与技能。老一辈有经验的人慢慢离开工作的岗位,年轻的护林员渐渐无法通过足迹来识别物种,更不用说离自然越来越远的城市人。虽然我们有各种新型的技术来调查动物,但是实地的工作和对环境-物种间的关系却无法用这些来代替。

图片 20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总结了相对独立互不影响的八大智能:其中包括语言,逻辑,空间感,身体动觉,音乐,人际交往,自我认识,自然观察。图片来源: adioma | 制图:Howard Gardner

因此除了促进熊猫保护,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技术,能把找寻足迹变成一件创新、有科技含量、有意思、可以吹牛的事情,留住我们对环境的观察力。

每一个物种都有独特的足部结构,每一个物种都需要针对这些不同开发的足迹识别技术。而熊猫相较于其他物种更复杂的足迹成为理想的足迹识别技术开发对象。 大熊猫特化出了“伪拇指”——第6个“指头”。这第6个“指头”使大熊猫成为哺乳动物里为数不多的有对握功能的物种,更方便操作竹子。因此我们针对大熊猫的左前掌进行了算法开发。

图片 21大熊猫的左前足,左后足和其足迹。前足的足迹可以看到很明显伪拇指的印迹。摄影:李彬彬

大熊猫野外栖息地非常壮观,但同时工作起来却也很艰难。 山地坡陡而且落叶层和苔藓层厚。因此针对大熊猫,我们放弃了一部分准确率,特意设计一些方法来减少这些因素的影响。利用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充足的圈养个体以及对它们个体、性别、年龄、家谱的准确信息,我们对它们的足迹进行收集来构建和训练我们的模型。利用稳健的交互验证判别分析聚类分析法,一一比较足迹链(几个足迹构成),比较个体内和个体间差异,确定两条足迹链是否属于同一个体,从而确定身份。个体识别准确率可以达到91%。

图片 22卧龙基地罢工的熊猫,圈养熊猫足迹收集也不容易。摄影:李彬彬

对于性别,这个无法通过外表或是咬节法区分的特征,足迹识别法同样可以达到91%的准确率。滚滚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通过它们的爪印,这个不再是不可知的谜题了。

这个算法会随着使用的增加,自我增强和学习,而非一成不变。不论对于个体还是性别,当已知的信息确定加入到数据库后,再来一个新的个体,算法可以根据扩增的数据库,找出更适宜的变量,来预测新个体。

这个方法需要收集6个以上的足迹来保证预测准确性。尽管我们也用少于6个足迹的个体来探测我们模型的算法,准确率也达到了89%,但是在野外,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尽量多的收集足迹,来确保准确性。野外只需要一把直角尺和一个能照相的手机,就可以进行数据采集。我们同时推荐一套野外使用的规范流程,包括将山脊或是河谷兽径作为采集足迹地点重点,利用雪地或是泥地进行采集,提高野外足迹收集效率,并降低野外工作难度。 

图片 23野外雪上足迹收集。摄影:李彬彬

熊猫足迹识别技术的交互界面已经做为一个插件添加进了SAS公司的JMP软件。照片导入后,只需要人工确定几个点的位置,软件就会自动进行变量提取和分析。为了支持保护工作,这个系统将免费提供給实地保护工作人员。同时SAS正与我们科研团队开发利用深度学习进行图像处理,自动挑选有价值的图像,减少人工工作量。这个方法存在局限性,希望通过野外的应用和合作,我们可以融合更多新技术和想法,使之更为高效便捷。

图片 24整合了熊猫足迹识别功能的JMP软件

我们希望通过开发一个低费高效的调查方法,利用起以前传统山野观察能得到的信息,让野外工作人员可以摆脱对国家每十年一次的熊猫调查,或者外部科研团队的依赖,能够及时、独立地追踪评估自己保护区域内种群变化的能力——利用自己熟悉山野的特点,评估管理成效,或是回答自己的疑问,到底我的山里,有多少只熊猫,多少只公猫多少只母猫,它们的数量变化是什么样子。毕竟,他们是奋斗在保护第一线的战士,除了经验和常识,他们也需要科学的答案。

图片 25摄影:李彬彬

同时,希望对足迹的观察与收集,也可以增加公众参与和公民科学。毕竟,野外见个大熊猫,实在很难。以后到开放的大熊猫栖息地的游客,可以就三两个人,在林子里漫步,静悄悄地去寻找地上熊猫的痕迹,几张足迹照片,就可以帮助确定这是不是一只未知的滚滚,了解一段他或是她的故事。(编辑:明天)

文章来源:

  1. Binbin V. Li, Sky Alibhai, Zoe Jewell, Desheng Li, Hemin Zhang. 2017. Using footprints to identify and sex giant pandas.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18 (2018) 8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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